中国参与非洲公共卫生治理：基于医药投资合作的视角（二）

作者简介：

迟建新，中非发展基金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级工程师（北京100033）。

关键词:公共卫生治理 中非合作 医药投资 “非洲药房”

中非医药投资合作的现状
中国对非公共卫生的合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对非医疗卫生援助。出于国家外交战略考虑，经过约60年的发展实践，现已形成以派遣援非医疗队为主，以援建医院、提供医疗设备和药品、培训医务人员等多种中非公共卫生合作模式。而中国对非医药投资合作时间较短，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一）中国对非医药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据统计，中国医药企业投资非洲的第一个项目是1996年上海医药有限公司（SPC）与苏丹国营医药公司（CMS）在苏丹喀土穆建立的“上海-苏丹制药有限公司”（SSPC）。

到目前为止，共有5家中国企业在苏丹、科特迪瓦、加纳、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和马里等6个非洲国家投资了6家医药生产企业。总的来说，这6家医药生产企业规模较小，生产的药品剂型较为单一，基本位于非洲“非主流医药市场”国家。可以说，在中国医药行业整体国际化步伐缓慢的背景下，中国医药企业投资非洲处于起步和“探索性”阶段。

企业名称区位投资基本情况
上海-苏丹制药有限公司苏丹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系上海医药有限公司与苏丹国营医药公司合资成立的企业，分别持股55%和45%，占地20 000平方米，总投资额350万美元，员工近100人，主要产品包括磷酸氯喹、青蒿琥脂片及其他药物，拥有3条生产线，年产量达2亿粒/片，药品主要供应当地市场。

科中制药有限公司科特迪瓦该公司由中国海外工程有限公司独立投资，于1997年注册成立，工厂占地2万平方米，设计年产能力为1亿片药品，产品包括复方蒿甲醚片、其他解热止痛药和消炎药等25种药品。2012年，该公司在科特迪瓦的市场份额占第二，年销售额约2 000万元人民币，是西非第一个国际标准（GMP）制药企业。

三宝制药有限公司加纳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由中国甘肃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投资，现由中国华陇集团经营，占地面积1375英亩，雇员60多人，主要生产、销售葡萄糖注射液、糖盐水注射液、达沃斯注射液、林格乳酸钠注射液、霍乱补液等大输液等产品，拥有有1条生产线、单班年产1 500万袋非PVC膜的大输液生产能力。目前，该公司是加纳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产品种类最全的静脉输液品制造公司，也是供应加纳医用输液市场仅有的2家本地生产厂家之一。

悦康药业有限公司尼日利亚该公司2008年由尼日利亚菲森健康有限公司和中国香港科迪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5 000万美元，生产中成药、粉针及化学药，计划建成3条生产线，年产3亿瓶，产品供应尼日利亚当地及向非洲周边国家出口。

马达加斯加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马达加斯加该公司由中国海外工程有限公司以及马达加斯加政府、当地企业和个人合资兴办，投资总额370万美元，其中中方控股62%，主要从事药品、兽医药生产和销售业务。

人福马里制药厂马里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占地103亩，投资25亿元，由中非基金与武汉人福医药集团投资合作建设两条大输液（塑瓶）生产线、两条糖浆生产线、一个片剂分装车间及西非物流配送中心。产品包括葡萄糖、乳酸钠林格注射液、甲硝唑注射液等，计划双班年产4 000万瓶大输液、3 000万瓶糖浆，目标市场初期以马里为主，逐步覆盖整个西非地区。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在非医药投资的中方企业网站资料整理。

（二）国有大型医药企业和海外工程公司为投资主体
从中国对非医药投资主体看，投资非洲的中资企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国内大型制药集团，如上海医药有限公司、悦康药业和人福医药，它们均具备一定竞争力，已将布局非洲作为企业国际化的重要一站，但医药企业投资非洲的步伐总体比较缓慢。这主要受到如下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国内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医药市场吸引了国内企业的目光，中国企业国际化动力尚显不足。其二，多数非洲国家人口少，市场规模小。医药没有规模生产，就难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三，中国医药企业总体国际化投资、经营水平较低，即使选择国际化投资区域，也对欧美成熟市场的投入较大，而对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较小。其四，医药产业设厂对配套产业链的要求较高，中国医药企业更青睐将药品出口作为中非医药行业合作方式的现实选择。

第二类是海外工程企业。如，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先后在科特迪瓦和马达加斯加投资了两家医药生产企业。这类工程企业在长期的海外运作和项目施工过程中积累了土地和社会资源，发现医药行业存在的机会，投资中小型医药生产项目。但总体说来，工程企业投资医药行业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企业资金实力受限，规模难以做大。医药行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大，如果需要投资高标准的现代化产房和物流链，资金需求更是巨大。而工程企业本身资金实力有限，只能在非洲国家投资中小型的药厂。其二，工程企业非医药行业“专业选手”，项目后续发展受限。医药行业本身拥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则，质量控制要求高，认证、渠道、分销环节投入大，且行业本身的专业化水平较高。工程企业投资医药行业的优势仅仅体现在前期的工程建设阶段，后期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市场开拓、产品销售和研发等环节均不是工程企业所擅长的。因此，工程企业投资的医药项目要想获得持续发展，难度很大。

（三）医药投资尚未涉足非洲主流医药市场
从中国对非医药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国对非医药投资项目除悦康药业投资的项目在尼日利亚外，其余5个项目所处国家经济体量均较小、工业体系落后。中国企业对南非、埃及、摩洛哥、肯尼亚等非洲医药生产主要国家并无投资。除马达加斯加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苏丹制药厂外，中国对非投资的其余药厂均设在西非国家，包括加纳、马里、科特迪瓦、尼日利亚。总体来看，西非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医药行业配套不足，医疗市场有待发育，发达国家和新兴制药大国印度均未采取积极的拓展战略。

中资企业选择在西非投资医药项目可能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西非国家对于基础类药物需求量大，而欧美龙头企业对于利润率相对低的普药市场缺乏兴趣，中国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具有一定竞争力，这使部分中国企业看到了投资商机。其二，中国抗疟药、抗生素、糖浆、输液等普药的生产技术已经完全自有且成熟，也正是西非国家迫切需要的，由此中国生产技术和成本控制优势与西非市场需求得以较好地结合起来。其三，部分中国医药企业的战略布局里都计划通过在西非一个国家布点，利用西共体的药品备案制度和短途运输优势将产品的销售覆盖到其他的西非医药市场，这对于地域性限制强的大输液类产品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其他的成药产品来说则取决于内陆运输和海运的经济性对比。

综上，中资企业目前的医药投资既不在非洲医药消费的主流市场，也不在非洲医药生产的重点区域。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对非医药投资还仅处于起步阶段，未涉足非洲主流市场，也未对非洲现有的大型制药企业进行并购投资，仅在几个边缘市场国家进行了“尝试”。


（四）医药投资项目生产的基础药物以同质价格竞争为主
目前，中国对非洲医药生产投资仍局限于引入基础生产线，以期满足当地的基础药物需求，主要是大输液、抗疟药、消炎药、镇痛药等。从中方因素看，中国国内大输液生产能力过剩，行业内普遍存在小作坊式的低成本生产企业，无序竞争严重，输液市场处于生产能力饱和的竞争状态。从非方因素看，普通大输液的进入门槛较低，生产者较容易扩大规模、上产能，一些西非国家（如尼日利亚）具备一定本地医药生产能力，当地政府正大力促进本地药企通过国际卫生组织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医药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量企业集中在几种中低端基础医药市场打价格战。这和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空间狭小有关。而且，非洲市场尚不成熟，医疗保障覆盖率低，居民自费就诊的比例较高，价格敏感度高，容易选择价格更低的替代产品从而可能引发生产者的价格战。此外，就大输液产品行业本身发展看，行业缺乏研发能力带来的产品同质化和小企业盲目竞争加剧了普通大输液产品的贱卖。由此，生产门槛低的药品行业在非洲国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五）部分中国医药企业有望成为潜在对非医药投资者
从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库统计的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信息来看，除前述上海医药集团、人福医药等药企在非洲投资生产外，另有17家中资医药企业在非洲经营外贸、销售、售后服务、市场推广和咨询等业务。例如，北京华立科泰医药有限公司在国际医药市场主营“科泰新”、“科泰复”系列青蒿素类抗疟产品。该公司拥有国内外最大、品种最齐全的青蒿素原料药种植和生产基地。华立科泰正逐步实现战略转型，形成以青蒿素产业为主，兼营植物原料药、化学药、医疗器械的业务组合，基础市场定位为非洲。目前，华立科泰在非洲投资设立了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子公司。

对于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来说，在非洲建立办事处增加了国际贸易渠道，一旦渠道打通，非洲本身缺医少药的客观条件保证了产品销路。在非洲成功打开销路的企业具备以下特点：一是成功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健康组织的预认证，可能或已经进入推荐采购目录；二是和当地的公立医疗系统建立了较紧密的合作关系，为产品找到了稳定销路。这些中国的医药企业前期渠道的准备可能作为今后在非生产的前站，这些企业在非洲的经营行为值得进一步跟踪和关注。

总体来看，近年来，在中非医药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内医药企业逐渐加深了对非洲市场的理解，一些具备国际竞争力、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医药企业在非洲设立了销售公司，派遣销售代表，开拓了营销渠道，并有少数几家企业开始尝试在非洲投资设厂进行医药生产、分装和销售。

中国对非医药投资面临的主要困难
课题组前期有关研究和实地调研表明，中国对非医药投资实际上刚刚起步，总体尚处于尝试阶段，但对非医药投资的一些问题已经暴露，有些问题甚至是中国对非医药投资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必须引起重视。

（一）中方层面
第一，中国药企自身资金规模、技术实力逊于欧美发达国家，对非洲医药市场控制能力较弱。在当前世界医药行业格局中，美国实力最强，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日本、德国、瑞士、爱尔兰、丹麦、法国和英国为第二梯队；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以色列、西班牙、印度、南非为第三梯队。大型跨国集团推动医药产业全球化，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兼并收购，增加市场份额，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

从大型医药企业的分布来看，全球规模最大的50家医药巨头中，有48家聚集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按照2014年大型医药企业年报公布的营业额排名，全球50家最大的医药企业分布于制药、生物技术、医疗诊断、医疗器械等子行业中，其中美国16家、日本9家、德国5家、瑞士和爱尔兰分别有3家，英国、法国和丹麦各2家，而中国药企无一名列其中（参见图2）。在此情况下，与其他先行进入非洲医药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或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药企在自身资金、技术实力方面具有先天不足，从而大大影响了中企在非洲医药投资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中国医药监管体系“九龙治水”，对外医药投资促进“群龙无首”。医药行业因其自身的特殊性，监管体系的交叉重叠、各管一头问题尤其突出。本课题组前期调研表明，目前中国医药监管体系中，国家发改委控制医药产品定价权，卫计委对口管理国内公立医院市场药品招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控制国内医药产品质量。各部委在各自行政权力边界之内行使监管权，且各部委的监管均针对国内市场。

因此，实际上，没有一个部门具备推动中国药企走向国际的职能和动力，中国医药企业走向海外实际上缺乏政策支持。目前，医药企业对外投资和出口享受的引导和鼓励政策和其他制造业企业基本相同，而医药行业本身具备重要的特殊性，其在前期市场开拓、药品注册认证、医药标准认可等方面需要更多支持，现有政策的引导力有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医药走向世界，中方相关部门应研究制订根据针对性的推动政策体系，强化政府支持和服务。

第三，中国药企重生产、轻流通，对非投资关键环节投入不足。在医药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生产环节并非竞争的关键，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研发和物流、销售、渠道等环节。而中国企业目前的国际竞争力还主要体现在生产和成本控制环节。在产能方面，中国现有约5 000家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15 000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可生产化学药品制剂60个剂型4 500余个品种，疫苗年产量超过10亿个剂量单位，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在成本控制方面，中国拥有大量高素质研发人员，但其薪酬成本仅为美国的10%，中国动物实验成本为国外成本的20%。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虽逐步上升，但就医药行业而言，人力成本优势使中国医药生产成本相对发达国家仍可节约30%。同时，中国创新型药企研发一个一类新药的投入，约占其销售收入的7%～8%，约为5亿人民币，而在跨国制药公司，这个比重普遍高达15%以上，且至少耗资12亿美元。中国生产的多种抗艾滋病药物以全世界最低的成本供应着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在开拓国际医药流通市场方面还存在巨大的短板，而流通领域恰恰是医药行业的核心竞争环节之一。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生产环节，拼成本并不逊色于欧美乃至印度企业。中国企业的整体劣势在于流通领域，企业不重视对流通领域的投入，不重视和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等的关系协调，市场开拓较为滞后。本课题组对非洲医药批发商的调研也表明，非洲难以见到中国药品的代理商，而印度药企在非洲主要国家均有代理商，从政府采购、到药品批发，到街头药店，都有印度药企的身影。而且，印度企业还为代理商提供贸易信用，中国企业则很少提供。此外，中国医疗企业对国际公关的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储备和能力均显不足，未将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采购目录作为重点工作。

第四，中国医药企业过于倚重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开拓动力和能力不足。由于近年来国内医药市场增长较快，中国医药企业将主要目光聚焦于国内市场，中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明显较低，市场开拓的投入和力度严重不足。中国企业在国际标准申请、药品本土化包括包装与设计、准备“通用技术文件”（CTD）方面等均不擅长。近年来，非洲国家检验能力和水平提高也很快，很多国家开始建立自己的检验实验室，或与发达国家合建实验室，监管标准基本照搬自欧美国家。这些都对中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制剂通过欧美认证的企业只有30多家，而且大多数都是通过委托加工、贴牌等方式赚取加工费。真正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简略新药申请（ANDA）文号，以自有品牌出口的不到10家。目前，中国尚无一家药企进入全球百强名单，制剂的海外销售收入占药企总销售收入的10%以下，海外业务的拓展也以寻找合作伙伴的业务为主，拥有自己商业化队伍的企业极少，而且覆盖面非常有限。虽然中国药企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少数合资制药企业，但很少在资本市场收购兼并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也很少直接投资于发达国家。在投资方面“进军”非洲的中国企业，往往选择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小型经济体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医药投资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意愿不足，更远未树立起医药行业的中国品牌，仍然处于医药产业链的低端地位。

（二）非方层面
第一，中国医药在非洲的市场认可度仍偏低，售后服务体系缺位导致医疗器械市场难以开拓。本课题组调研发现，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欧洲甚至日本的医药产品标准都获得非洲国家广泛认可，但中国标准却尚未得到认可。中国和非洲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公共卫生援助合作，但无论是非洲政府层面对中国标准的认可度，还是非洲民众对中国医药品牌的认可度均较低。未来，中国在中非医药标准对接、市场开拓、医疗体系强化对中国医药品牌和标准的培训等方面，均有大量工作要做。

与此同时，医疗器械虽然是中国医药行业的优势子行业，但非洲国家普遍反映中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未向市场积极前移，售后服务体系缺失，影响了中国医药行业在非洲的形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在非洲“不接地气”，医疗器械的设计不符合非洲医务工作者的使用习惯，一些出口或通过援助途径进入非洲市场的医疗器械甚至是中文面板，执行中国电器标准，新产品需在非洲国家经过改造才能使用。其二，医疗器械本身是一个系统产品，表面上销售的是医疗器械，实际上提供的是后续医疗服务，售前培训和售后服务是这一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售后服务体系缺失，一旦中国产品出现故障，无法在非洲当地得到维护，这是非洲医疗机构对廉价适用的中国医疗器械“爱莫能用”，影响中国医药品牌形象和市场开拓。

第二，非洲医药市场“高度割裂”，医药投资难以构建区域市场。非洲有54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医药生产和流通监管体系，且基本不予互认。当下，非盟虽然已经着手构建非洲统一的医药监管组织，但离统一非洲医药标准仍有很远的距离，未来能否实现非洲医药监管标准的统一，不确定性非常大，医药行业缺乏“非洲标准”或次区域性标准。这使得对非医药投资难以利用周边国家市场实现规模经济，而本国市场规模难以支撑企业产能。就认证和市场开拓投入而言，药企在非洲投资设厂与从中国生产基地对非药物出口并无本质区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医药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多数非洲国家人口少，经济发展落后，对特定药物的市场需求量更为有限。而为了使药物打入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市场，均需要按照各国的监管要求，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去认证、注册、开拓市场。总的来看，尤其在非洲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小国家，前期投入较大，后续收益较小，这使得中国医药企业即使开展贸易也不愿去开拓非洲市场。而贸易不先行，中国企业的对非医药投资就缺乏市场认可基础。

第三，非洲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短板在医疗投资领域尤为突出，物流、市场体系等均有待完善。相较于多数制造业，医药行业投资对非洲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供应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一，药物生产对水、电、气供应等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要求更为严格，必须严格遵循工艺流程，尤其如投建高标准医药企业，国际化生产标准对基础设施完善状况更是有着严格要求。其二，医药行业属于精密化工行业，对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也更高，而能否招聘到专业知识储备充足，能够严格执行生产操作规程的当地员工也更为困难，投资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也势必更高。其三，非洲国家产业配套不全，有的国家连最基本的包装用塑料、铝箔、包装瓶罐等都需要进口，生产成本难以降低。

此外，本课题组调研发现，非洲本土的医药贸易物流中心建设十分落后，多个非洲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医药贸易和流通市场，现有医药市场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落后（有些非洲国家的医药贸易市场甚至像菜市场一样杂乱无序），尤其对于一些需要全程冷链物流的生化药、疫苗等，医药贸易市场体系和物流体系的落后将明显提高医药投资企业的成本和风险。

第四，多数非洲国家市场深陷“低端恶性竞争怪圈”，新药市场开拓难度大。除南非、埃及等非洲大国外，多数非洲国家医药市场均存在低端药、旧药恶性竞争的现状。也就是说，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中国企业相互之间，在非洲竞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旧药市场恶性竞争。以抗生素为例，发达国家和中国市场上有上百种，但非洲医药市场广泛认可和使用的仅有三五种。所有的制药企业都在这几种药的狭窄范围内恶性竞争，打价格战。这既有非洲国家收入水平较低的原因，也受到其医疗体系落后、治疗方法单一的影响。而事实上，中国药企未来真正发展空间大的是中低档新药品种，如果能进行合理推广，使非洲医疗市场和患者接受新药，市场潜力将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