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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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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21世纪会成为非洲的时代吗?



作者简介:

阿里·穆萨·以耶(Ali Moussa Iye),吉布提人,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与口述记忆科(History and Memory for Dialogue Section)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主编。

译者简介:
李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北京100871)。

关键词:泛非主义非洲复兴发展模式“非洲的世纪”

人类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是目前全世界的共识。每个大陆、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都基于各自的发展史、面临的问题、自身利益以及发展前景,尝试理解和把握着这一转折点。由于一些团体或某些人对信息交流方式的垄断(互联网也很难消除这一鸿沟),他们对世界局势的解释会比其他团体或其他人更能为人所知,传播力更广。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世界发展进程的主流解读并不一定是最为中肯和公正的,但它们通常是最响亮的、最显而易见的、最没有新意的,也是最喋喋不休的。虽然此类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它们还尚未使得其他观点销声匿迹。带有泛非主义和土著主义色彩(当地的原住民)的言论,在其主张者坚持不懈的传播下,为保持和促进观点的多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言论提出了与主流观点相反的阐述,对国际局势、社会转型和各民族命运做出了不同的分析。

近些年,人们开始深刻反思15世纪以来统治人们头脑的主要叙事模式和意识形态。尽管对于这些叙事的灵感来源、构建过程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某些涉及人类命运的重大命题(如贫穷、专制、冲突、气候异常等)方面看法不一,但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现状还是具有某些共识的,体现为:第一,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可靠和长期适用,它正给人类和整个地球带来某种危险;第二,目前的全球支配性体系已经进入了超速运转的阶段,没有人(即使是那些将其强加给全世界的人)能够有效控制它的恶性循环;第三,支撑这一体系的概念、范式和前提,无论是哲学上的、政治上的或是经济上的,都已经陷入危机,而且对于它们在运用于各民族时是否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有效性,也引起质疑与反思;第四,因一些地区或国家的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见识更广,对自身受利益集团操控的处境有更清醒的认识,不平等的贸易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让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第五,一方面人们要求获得普遍权利的呼声不断上涨,而另一方面西方的人道主义主张却倾向退回到狭隘的欧洲地方主义或仅仅关注经济上的偶发事件;第六,一些新兴力量冲破并闯入了封闭的列强集团,并形成了新的贸易、金融和军事同盟,挑战了冷战时期形成的主导体系。

正是在现行国际秩序受到普遍质疑背景下,非洲人民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非洲裔民众努力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弗朗茨·法农笔下的这群“人世间的苦难者”是在这一世界体系下生活得最为艰难的群体,他们过去只能沉默或人云亦云,如今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伸张自身的主张。

值得探讨的新乐观主义
国际体系的全球性危机如今为泛非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机会,他们也得以展示自己的全球视野及其社会发展规划。更甚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得非洲名声扫地的“非洲悲观主义”如今已经为更具吸引力的“非洲乐观主义”所代替。的确,出现在西方报纸上关于非洲的“觉醒”或是“崛起”似乎已经不再是白日做梦。这种论断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家长式作风,在过去这种作风也准许某部分人以非洲的名义甚至有时候直接代替非洲人表达立场。因此,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才会说:“为了我们,却采用不需要我们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反对我们的行为”。关于非洲的新言论不可能孤立地去遏制还在通过所有“殖民类藏书”传播的对非洲的偏见,这些藏书包含了几个世纪以来对非洲人及对非洲后裔的一知半解和侮辱诽谤。

然而,这种通过大众媒体传递的非洲乐观主义至少能够激发一种新的积极的精神状态,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定位非洲的价值。当下的一个新情况是,所谓的非洲“崛起”适逢那些前殖民大国正在经受本身体系的不良后果,同时拥有众多非洲裔人口的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都希望直接与非洲国家建立联系,而不再需要那些老牌殖民国家充当中间人或调停者。此外,非洲的回归也表现在,非洲国家谋求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亚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扩大交流,以刺激竞争来实现财富增长。所有这些新因素都有可能使非洲人民和非裔人口重拾希望,但并不排除会因此而陷入盲目自满、无所顾忌以及简单或错误的判断。

确实,非洲经过数十年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步入上升发展的轨道,但还远不足以使其摆脱仍刻着殖民性烙印的对于宗主国的隶属和依赖关系,也就是说通过非洲精英的代表,殖民主义已经内部化了;确实,非洲越来越受到各种宣传媒介、新兴国家和私人投资者的吹捧,但面对不断谋求扩大自身势力范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它的利益很容易因其虚假的承诺而受损;确实,非洲当下正致力于推动其内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但这一行动的领导者们往往顺从于外部势力的指令和利益,无力应对挑战,他们继续把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置于一种新的不平等贸易的循环模式,使得黑奴贩运、奴隶制和殖民统治时期的敲诈和掠夺关系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来。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尽管在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交锋中,非洲本土和非洲裔的知识分子们付出了很大努力,目前主流的舆论仍然把非洲描述成一片被征服的土地。在帮助非洲走向文明开化、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施以援助、引进民主政体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之后,反对恐怖主义和海盗行径成了西方人在非洲进行投机活动的新借口。

总之,人们应当对这些诱惑性的新言论表现出审慎的态度,这些言论通过承诺建立一种新的所谓“双赢”的伙伴关系,企图把非洲吸引到其他潜藏的危险局面中。但如今,通过如实地分析实现泛非主义的有利时机是如何错失的,人们有可能用另外的措辞提出非洲复兴以及泛非主义的议题,重新评估它们可能实现的条件和机会。新的情况是,非洲应该反对的统治秩序和应该学习的发展模式已经变得陈旧腐朽、威信扫地,尽管认为它们已经失去了影响力的观点还未免太天真。现如今,非洲本土和非裔的年轻一代成了呼吁非洲重新振兴的主要力量,但相比而言,他们对西方文明在非洲的劫掠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艺术家、新闻记者、学者和公民社团的领袖们以惊人的创造力表达着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现泛非主义的憧憬。

人们重拾自信,这一乐观态度跨越了狭窄的边境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了解到后殖民地时代国家概念的脆弱性和人为性,更加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在新的基础上成立非洲联盟。在2013年5月25日亚的斯亚贝巴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50周年非盟特别峰会上,非盟委员会主席恩克萨扎纳·德拉米尼·祖马对出席的各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的讲话也在试图回应这一新的非洲精神,她表示“在我们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50周年的时刻,我们应当大胆地不断提醒世人们属于非洲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我们正处于实现非洲复兴的起步阶段,非洲应当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作为第一位出任这一职务的女性,她一向致力于推动实现非洲复兴之梦;在此次峰会上,祖马向非洲各国领导人展示了为非洲未来50年发展量身设计的《2063年议程》,用大量的图片来描绘非洲50年后可能的面貌。各国领导人对此未必完全信服,但仍乐于见到这样令人乐观的长期规划。然而,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人们仍需拨开重重迷雾,跨越各种障碍并且果断地做出决策。

面临的挑战
非洲正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但其拥有的优势和机遇仍不容小觑。首要的挑战来自于对政治统一和地区经济整合的尝试。最近,对于非洲的军事干预、对于“破产”国家的指令性政策,以及非盟在处理非洲国家间争端问题上边缘化的地位,使得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体来谋求非洲自主发展的声音变得如此迫切。形成政治上的统一需要加快非洲国家间结成联盟的步伐,这种联盟应有助于就非洲一系列重大问题制定一个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政治议程,以保护非洲国家免受外部势力的威吓和操纵。曾经风靡一时的“非洲合众国”的构想从未如此显得必要。每当非洲国家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如去殖民化、反种族隔离制、反对最近由欧盟提出的新型伙伴关系以及国际刑事法庭的裁决)共同抗争时,统一的态度往往会得到倾听和尊重。非洲国家应当找到一些办法来阻止并惩戒一些国家虽然签署了非盟框架内的集体协议,却单独和非盟外的合作伙伴协商与集体协议相违背的条约的行为,无论这是出于自愿,还是受到胁迫。

如今,非洲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也建立了一些针对性的同盟关系,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得到盟友们的支持,这些盟友主要包括南美洲、亚洲以及加勒比海的部分国家。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应当构筑在一系列新的原则和范式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说,它的基础一方面理应是非洲各国家达成的民主协定,另一方面是和海外的非洲裔侨民的互助协定。

由非洲历史上的大帝国(如埃及、加纳、马里、桑海、刚果、苏丹以及莫诺莫塔帕)创建的联邦式的组织模式应当被人们重新审视,以便在其中发现多元文化背景下达成政治统一的有效途径。这些大帝国发展了非集权式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却能使得整个国家紧密团结在某些共同的合法性、道德准则和社会实践之下,在我看来这些促进政治统一的因素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研究利用。如何在享有政治、经济上的一定自治和文化上的特殊性的同时,还能感到自身是一个大政治体的一分子呢?如果非洲曾经借助外力强制干预之外的因素建立起一些较大的政治体,难道现在没有可能发现能够促进政治统一的其他因素吗?无论怎样,眼下确是严肃地重新审视从欧洲继承来的民族国家模式的时候了。这种模式本身包含了冲突的种子,因为它诞生于以残酷战争为标志的动荡历史,其中包含了所谓的两次世界大战。


这种非洲大陆上的新型政治统一,如果没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民族和各种基层群体的联合将变得毫无意义。此外,它还应当伴随着教育框架的整合,以便开展关于非洲共同历史文化遗产的教育,尤其是要摆脱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以泛非主义的角度回顾非洲和非裔人民的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洲通史》的丛书便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编写的,这部书为发展共同的基础课程提供了有根据的基础,使得公众清楚认识到非洲人与世界各地的非洲裔侨民共同享有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特质。将这部《非洲通史》应用于教学,这项正在开展的事业将革新在非洲大陆以及非洲侨民中对非洲史的教学,书中的内容旨在突出非洲对人类共同发展的贡献,不仅面向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也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当所有非盟成员国家如其所承诺的那样将上述内容纳入各级学校的课程设计,非洲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块所有国家都讲授同一内容的泛非主义历史的大陆,尽管这些国家的教育体系各不相同。这种同质化与协调性或许可以同样体现在其他教学科目上,如自然科学、法学等。教育领域的一体化是构建一个统一的非洲最有力的途径之一。

与世界上其他一些经历过内部冲突和相互统治的地区不同,非洲的政治统一由于各国拥有相似的集体记忆而相对容易,源自黑奴贩运、奴隶制和殖民活动的痛苦经历,在非洲各民族和非裔后代中间打造了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

非洲以及泛非主义面临的第二种挑战,便是如何创建一种以非洲人民和非裔侨民的共同文化价值和历史经历为基础的内在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首先应当彻底摒弃一种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它是通过结构调整计划和以援助发展为名的敲诈强加给非洲的。这种自由主义观点的基本价值观是人类之间的竞争关系,人类对于自然的支配以及人类无限制的发展,其终极目的是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体利益。如今这种发展思路已经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和危害性。

非洲应当同通过种族或社会决定论来论证不平等之合理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决裂。我们的大陆是一系列基于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人文主义哲学观点的策源地。“乌班图”主义宣扬的宇宙起源说以及共同生存的理论、曼德宪章以及伊萨习惯所主张的社会、政治组织模式和人际关系都与资本主义推行的弱肉强食模式截然相反。在对自身的人文精神进行追本溯源和重振活力的过程中,非洲将有可能构建出适应其发展宏图的伦理体系和政治模式。为此,非洲应当走出西方人文社科强加的概念上和认识论上的封闭系统,也应该突破使用西方语言所带来的局限,致力于非洲语言的复兴,以便从中汲取有价值的观念范式和神话演绎,从而建立起一套非洲本身的知识体系。

伦理、哲理以及政治上的追寻本源应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进行,创造出新的知识和技术,以适应这片大陆独特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在自然资源本地加工转化的方面。在这个进程中,非洲甚至可能向世界提供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并证明资本主义和其各种变体,即新自由主义、市场的民主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于是非洲将与世界上其他的土著民族一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证明除了正在破坏我们这个星球的捕食关系和过度的物质享乐主义,人类还存在着其他的发展模式和未来走向。

非洲面临的第三种挑战是,如何处理好本土居民与其海外侨民的关系。应当承认的是,直至现在非洲本土还是其海外侨民投资的最大受益者。泛非主义的理论本身最初是由曾经在反对奴隶制度、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充当先锋角色的非裔侨民构建的。的确,非洲的文化和价值观曾经是非洲后裔在与残酷无情的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主义抗争的过程中抵抗、反击和创造的动力源泉。但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除了个别例外,并没有为它们的侨民提供一个充满希望和尊严的榜样形象以满足他们想以故土为豪的需求。如今与这些分散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以及红海和地中海沿岸的非裔同胞建立新的联系的时机已经来临,非洲本土与其侨民应当在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之外构建一种新型的互助关系。因为尽管这些侨民远离故土,有各种现实环境上的限制,但他们从来没有切断自身与非洲的深刻渊源,即使他们曾经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并且服从于当地推行的同化政策。非洲文化的力量体现在生活濒临绝境的男男女女不断追求生存、斗争和自我解放的努力。非洲文化的这一特性战胜了种种阻碍,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且因其他文化的滋养而更加丰富,也响应了全人类对于自由、尊严和平等的追求。此外,是时候切实推行将非裔侨民划为非洲大陆的第六分区的伟大梦想了,广大侨民则应当作好必要的准备来享受“回归故土的权利”。

最后一个挑战是,非洲应如何和新兴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韩国和土耳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应当基于新型的双边义务和团结合作,以期在合作中共同获益,从而彻底抛弃与西方的历史联系中特有的剥削、奴役以及依赖的体系。然而,如果认为没有非洲合作国的监督这些新兴国家也会关切非洲的利益,那便太天真了。相反,非洲迫切地需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从而在各领域的协商中发展非洲的专业技能。在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过程中,非洲应当避免容易导致腐败和失责的合作关系私人化。这种伙伴关系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在高端对话中发表带有安抚意味的言论,同时这种关系不应当仅仅以采掘经济和商业为基础,而应该扩展到所有领域中,尤其在文化教育领域。如果新兴国家将其与非洲合作的战略建立在非洲国家现任领导人的布局之上,这很有可能会失算。在今后的十数年中,这种基于“老人政府”的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现任领导人,面对国外合作者时,习惯于依赖和救济的思维将被新一代非洲领导人所取代,而他们必然将会开始质疑此前不合理的交易。

亟待消除的隐患
同上述挑战应运而生的是非洲目前亟待消除的一些隐患。非洲极富饶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性资源一直为外界所觊觎。这片大陆拥有着全球60%~80%的主要金属和矿石资源,而这些资源都是新科技发展所需要的。这种觊觎的态度很容易解释为什么非洲正在逐渐军事化、重新变成各大国军队的战场和演练场。变化莫测的全球反恐行动为在非洲的土地上长期保留外国军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这些军队通常在那些可能会受到形形色色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威胁的地区,扮演某个腐败政府的御用禁军角色。非洲的萨赫勒地区、撒哈拉地区、非洲之角和中部非洲已经成为从不会考虑非洲人利益的各种战略性经济性行动计划的角力场。

另一种始终需要强调的潜在危险是,糟糕的政府管理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而且这一局面应归咎于被腐败贪婪又缺少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精英对国家资源的大肆劫掠。对于非洲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的研究无法让人盲目乐观。这种“崛起”带来的实惠尚未被公平地分配,而且在许多非洲国家甚至出现贫困加剧。一些被不假思索地称作种族冲突,或部落冲突以及近年来的恐怖主义威胁,大体上只是与外国利益紧密联系的财阀政治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导致的一系列对抗活动。而这些冲突经常引发外部势力的干预,从而又将一些新的压迫性条约强加给这些因内部危机而“破产”或衰弱的非洲国家。

一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恶劣的政府管理带来的后果会成为其他恶劣后果的成因。这些系统已经有着极强的弹性,这导致寻常的改革通常不足以控制发展的偏航。这种局面通常需要革命性的改变,而这是无论地方社会精英或是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化体系都无法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泛非主义视野可能会激发一股有助于在国家层面超越这一困境的动力。亚洲和南美洲的范例也会给予决心走出这一恶性循环的非洲领导人以启发。

需要把握的优势
笔者想以乐观的态度来结束这篇文章,提醒人们非洲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非洲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片大陆上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而且迫不及待想要改变。其次,这片大陆广阔、多样、尚未被毁坏或污染,适合进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再次,笔者要特别提及的是,非洲还拥有大量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待开发利用,这有利于在农业发展、水资源管理、文化产业、权力的民主化运作和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领域制定本土化的发展模式。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一直宣称非洲的精神文化遗产是其“发展的约束”,而事实上这些非物质资源包含的一些元素将创造一种“非洲现代性”,有可能使整个人类受益。为此,非洲人仍应当尽快走出对于和睦传统的依恋和对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的怀念,善于从中提取出现实所需要的元素和精髓,以构建起一种适合于非洲社会的稳定持久的发展模式。

正是基于迎接挑战、应对威胁、把握支配性体系的危机中出现的机遇,以及非洲国家与其海外侨民、新兴国家发展战略合作的过程中,非洲才能实现复兴梦想,才能建设一种与非洲年轻一代的憧憬相符合的21世纪的泛非主义。非洲政治精英只有正确指挥并赢得这场较量,21世纪才有可能成为“非洲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