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的民族身份解构：反思与启示（二）

作者简介：

侯发兵，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讲师（南充637009）。

关 键 词：民族政策 卢旺达 民族身份 民族识别 图西族 胡图族 

1962～1994年：报复性的民族政策与族际冲突
    
卢旺达独立后，图西族与胡图族在国内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独立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图西族从统治民族的地位上滑落到被统治的境地，而胡图族则从长期被统治的对象转变为统治民族。在胡图族主导的卢旺达政府对图西族带有报复性色彩的统治下，两族之间矛盾冲突频频。
    
（一）1962～1973年卡伊班达执政时期
卡伊班达政府是卢旺达正式独立后的第一个胡图族政府，在有过很深的被歧视被压迫经历的格里高利·卡伊班达（Gregoire Kayibanda）等胡图族精英的领导下，这一时期的卢旺达政府盲目接受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身份登记政策，把它作为打击图西族的一个工具。由于历史上的积怨以及扶植主导民族的考虑，卡伊班达政府总的来说采取了打压图西族、扶植胡图族的方针，使得图西族和胡图族二者间因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矛盾而冲突频频。
    
在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不断瓦解、原殖民地国家不断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民主化”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话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非洲的“非殖民化”过程中，公民投票、政党选举、民主共和政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几乎没有人敢于和能够在理论上挑战它。就统治非洲的欧洲宗主国而言，它们多数在其国内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历届政府也都是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得合法性进而上台执政，民主选举早已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的共识，因此，“非殖民化”过程把政权移交给在公开选举中得获得胜利的殖民地政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而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非洲精英人士和政党也从欧洲和殖民统治者那里学到关于民主选举的很多东西。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西方宗主国在退出非洲的过程中，大多都经过一系列安排——以看上去比较民主和正当的形式将政权移交给了那些本身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又获得了民主程序认可的政党。
    
然而，在像卢旺达这样的国家中，实际问题更加复杂。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和权力政治高度族裔化的背景下，能够获得卢旺达最大多数认可的政党必然是胡图族背景的政党。而过去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长期占优势并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图西族贵族集团，则是即将失去自己优势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跃跃欲试甚至急不可耐地想要翻身做主的胡图族政党和试图继续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图西族集团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其实，早在卢旺达独立前，胡图族人就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图西族垄断各级政权。1957年3月24日，以格里高利·卡伊班达为首的胡图族人发表《胡图宣言》，反对图西族人垄断政治权力，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在《胡图宣言》中，胡图族精英承认了贫穷的图西族人和特瓦族人的权利，但是却坚持在身份证上注明民族身份，意图以此作为独立后的一种“保护”措施。1961年9月，胡图族政党——帕梅胡图党（the Party of the Hutu Emancipation Movement）在卡伊班达的领导下取得立法选举和公民复决的胜利，并在1962年7月1日正式宣告卢旺达脱离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而独立。新的共和国成立后，卡伊班达成为首任总统兼总理。
    
卡伊班达政府成立后，作为对过去被图西族压迫统治的一种反抗，开始对图西族进行打击、排斥和镇压。由此，卢旺达继过去的民族压迫之后开始了一段新的民族压迫的历程，只不过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互换了一个位置，并使得整个国家不时发生规模不等的民族械斗和屠杀。在卢旺达，军事领域过去一直是图西族人垄断的领域，尤其是独立前的卢旺达军队，军官绝大部分都是图西族人。独立后，胡图族政府开始改变这一状况，通过内部清洗和整肃的方式使胡图族人替换了图西族人在军官队伍中的位置。在行政和立法领域，独立后的政府中高级职位几乎全部由胡图族人占有，国民议会中所有议员到1969年时也都成了胡图族人。此外，卢旺达政府还宣传在经历了图西族对胡图族几个世纪的压迫统治之后，需要恢复和重塑“社会平衡（Social Balance）”，于是通过配额制度（Quota System）将图西族人在高等教育和公务员队伍中的比例控制在9%以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后随着向胡图族控制国家政权这一政治生态的转变，很多图西族人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例如贿赂政府官员等方式将自己的民族身份改变，从过去的图西族转而登记为胡图族。此外，随着过去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胡图族各方面地位的提高，图西族妇女也越来越多地与胡图族男子通婚，随后在卢旺达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胡西人（Hutsi），意指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通婚的后代。一般来说，民族之间的互通婚姻往往被视为是不同民族正常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是民族关系和谐的反映，但在民族身份与各种利益尤其是政治地位“捆绑”的情况下，通婚家庭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随着民族间冲突的加剧，与胡图族男子通婚的图西族妇女开始被胡图族极端势力比喻为引诱胡图族精英的“夏娃（Eva）”，而不与图西族划清界限的胡图族人则是“内奸”。
    
卡伊班达政府时期，卢旺达不仅继承了过去殖民时代不合理的民族身份及其登记制度，还使这种民族身份进一步成为不同族群组织动员的有效工具。卢旺达独立后，报纸、电视、广播基本上成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族人的宣传工具。例如，图西族被《坎古拉》（Kangura）等胡图族报纸宣传为外来民族，而胡图族才是卢旺达天然的居民。此外，还有一些媒体直截了当地将图西族人宣传为“蟑螂（Inyenzi）”。
    
总的来讲，卡伊班达执政时期的卢旺达延续了殖民时代的民族冲突，在其统治的大约11年时间里，卢旺达在1963年、1967年、1973年分别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卡伊班达政府的民族政策带有很明显的报复性质，它试图通过“历史复仇”迎合占多数人地位的胡图族来获得合法性；它否定了殖民主义时代那种对胡图族人的歧视和压迫，却盲目地接受了殖民时代不合理的、被强加的民族身份，以及强调和强化民族差别的身份登记制度。这种不带有任何反思性，而是带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政策从本质上看是和殖民时代的民族政策如出一辙的，只不过在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上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对换了位置。
    
（二）1973～1994年哈比亚利马纳执政时期
哈比亚利马纳政府是卢旺达独立后的第二个胡图族政府，由于之前卡伊班达政府带有鲜明“种族复仇”色彩的民族政策致使卢旺达国内矛盾重重，不仅直接引发了几次大规模的种族屠杀，还使得流亡国外的图西族组织反政府武装不断活动，甚至多次直接攻入卢旺达境内。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国内局势，哈比亚利马纳上台后提出“民族和解”的政策，调整了过去针对图西族人的一些过激措施。

    

1973年7月5日，卢旺达国民警卫军部长（相当于国防部长）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上台，开始了为期约20年的执政。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虽然是胡图族出身，也强调胡图族人的利益和地位，但与卡伊班达的民族政策相比，他可以算是温和派。卡伊班达政府时期几次大屠杀造成了不少图西族人流亡国外成为难民，这些难民群体中陆续成立了反政府军事组织，并在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领导的乌干达等敌对国家和个别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对卢旺达政府和军队展开敌对行动。由于图西族反政府力量发展迅速，以“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RPF）为代表的反政府力量展开对卢旺达的进攻，甚至多次使胡图族政权面临被直接颠覆的威胁。  

为了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哈比亚利马纳谴责了前任政府过于极端的错误民族政策，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整个国家的统一。针对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矛盾，哈比亚利马纳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和解”政策，例如引入图西族人进入内阁担任政府部长，在其执政后期甚至由图西族人士阿·乌维林伊姆扎纳女士担任内阁总理。但是，针对流亡国外的图西族难民回国的问题，哈比亚利马纳坚持了和前任相同的立场，即坚决反对图西族难民回国，只不过在其执政后期面临图西族武装可能直接攻下首都基加利的威胁而有所妥协，这种妥协也引起了胡图族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分裂与斗争。此外，在解决卢旺达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哈比亚利马纳还开始尝试性地提出不分民族、不分地区和平治国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卢旺达国内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等正常交流也同样存在。除上文中提到的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通婚外，人口极少的特瓦族人也与其他民族有通婚，只不过由于特瓦族人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讲生活最为贫困，因此有不少特瓦族女性嫁给胡图族男性为妻，但是几乎没有胡图族女性嫁给特瓦族男性为妻的。
    
从政策效果看，哈比亚利马纳政府的成绩与问题并存。从成绩方面看，哈比亚利马纳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使得卢旺达的民族矛盾在某些时段有了很大缓解，其调整过去政府过激措施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卢旺达政府面临的道义危机。从问题方面看，这些民族和解政策贯彻得并不彻底，因此在其执政后期由于流亡国外的反政府武装的活动以及其他问题而困难重重。此外，在民族身份本身的合理性以及民族身份登记的政策和制度方面，哈比亚利马纳没有做任何深入思考，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思维框架里，因此其领导的政府也基本上延续了之前政府关于民族身份登记政策的做法，未做任何改变。尽管哈比亚利马纳曾经提出过不分民族和地区和平治国，但是这一想法更多的是尝试性、试探性的思考，甚至带有很强的权宜之计的色彩，其目的主要还是在于试图与反政府势力周旋进而缓解政府面临的可能被推翻这一“燃眉之急”，本身并不系统和全面，在现实中也没有具体地落实。
    
总而言之，虽然哈比亚利马纳政府所谓“民族和解”的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卢旺达国内的矛盾在个别时期有所缓和，但它试图通过对图西族人的让步来维持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之间的脆弱平衡以实现国家稳定的做法既不能满足图西族人的诉求，又造成了胡图族内部的分裂，引起了胡图族极端派对温和派的不满和攻击。在前者的反政府武装活动以及后者的不断反对下，哈比亚利马纳执政到后期越来越举步维艰，最终卢旺达的民族矛盾也在1994年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遇刺后以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的形式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