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的民族身份解构：反思与启示（一）

作者简介：
侯发兵，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讲师（南充637009）。

关 键 词：民族政策 卢旺达 民族身份 民族识别 图西族 胡图族 
 
民族问题是当代世界众多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之一。虽然在当今某些西方国家中，民族或种族方面的多样性被多元文化主义、相对主义等理论的拥护者宣扬为“财富而不是负担”，但是抛开“政治正确”的话语表述，实事求是地考察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当不同的种族、民族相互遭遇时，差异本身就可能成为冲突的源泉或因素。尤其是当民族身份直接与权力、资源等要素的分配“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不同群体之间围绕着利益的争夺，极可能演变为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对立，即各种社会冲突沿着民族身份的边界展开。

一般来说，对民族身份的识别和登记是多民族国家实行基于民族身份的差别性的权力和资源分配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不管这种政策是基于照顾少数民族还是歧视和压制少数民族的目的。如果政府不能在微观层面明确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民族身份，那么在宏观政策层面诸如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为照顾某个或某些民族获得更高比例的受教育机会，在公务员队伍中为特定民族保留更多的职位，在军队和警察中只吸收某些民族的成员参加，在国家权力机关如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中为某些民族保留更多席位或代表数等措施，便在实践中无法得到落实。也就是说，只有在能够明确社会中个体的民族身份后，宏观层面基于民族身份的差异性对待政策才可能在微观层面具有可操作性。

卢旺达曾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进行过民族识别并且在身份文件上明确登记公民民族身份的国家之一。在帝国主义列强殖民非洲的时代，比利时殖民当局于1933年在卢旺达进行了民族识别并开始执行强调人们种族差别的民族身份登记制度。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胡图族主导的卢旺达政府在继承过去殖民当局的民族身份登记制度的同时，也继承了过去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这使得整个国家延续了过去的民族冲突并使这种冲突在1994年大屠杀中达到顶点。1994年种族大屠杀后，由“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的新政府在深刻反思过去的基础上，废除了通行已久的民族身份登记制度。总的来说，卢旺达在有关民族身份建构和解构的方面大致经历了下述几次大的阶段性变迁。
 
前殖民时期：民族身份的差异与固化
 早在被西方殖民以前的几个世纪，卢旺达的两大主要民族胡图族（Hutu）和图西族（Tutsi）就开始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在前殖民时期，总的来说卢旺达不同民族在社会分工序列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相应的政治地位也有明显差异，只不过这种身份差异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转化，即具有一定的流变性。
    
卢旺达总人口约为1 134万。从民族构成的角度看，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最主要的两个民族，前者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5%，后者约为14%，两者合计大约占该国总人口的99%。此外，卢旺达还有少量的从人种上看属于俾格米人的特瓦族人（Twa），它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
    
关于历史上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个别学者转引英国非洲历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的描述——“他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心满意足的社会里，这两个部落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这（种族仇恨和屠杀）完全是殖民制度带来的”，但实际上被欧洲列强殖民以前的卢旺达的民族关系并非如此温情脉脉。历史上，属于俾格米人种的特瓦族人最早出现并生活在这一区域，可以算是卢旺达最早的土著居民（The First People），而属于班图尼格罗人种的胡图族人大约在公元之初自非洲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周边及邻近地区的西部沿着赤道雨林北沿进入卢旺达定居，并以农业生产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逐渐排挤了原来的土著居民特瓦族人而成为主体居民。此后一直到大约公元10世纪左右，属于苏丹尼格罗人种的图西族人从苏丹东南部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南部向南方迁徙进入到今天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地区。与之前历史上胡图族人取代特瓦族人成为主体居民的过程类似，图西族虽然在人口数量上只占少数，但是却凭借自己在经济、军事、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在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起了图西族王国，后来居上地成为主体民族，在经济、政治等社会各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居于统治地位，而胡图族和特瓦人则陷于被统治和被支配的从属地位。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后期卢旺达被德意志帝国纳入势力范围之前，图西族对胡图族的统治和压迫一直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不过，尽管存在族源上的区别，经过几个世纪的交流与融合，殖民时代以前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分野虽然存在，却并不完全是泾渭分明的，它更多地与经济上财富的占有状况联系在一起——总体上胡图族代表贫穷而图西族代表富足，但这并非绝对，实际生活中图西族人群里有穷人存在，胡图族人群中也同样有富人存在。在职业方面，图西族人传统上从事游牧业而胡图族人从事农耕业，这同样并非绝对，在图西族人进入卢旺达地区之前某些胡图族人中就已经拥有牲畜，而此后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也都存在同时占有土地和牲畜的情况。尽管两大群体从整体层面看有差异并且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但二者的身份尤其是在个体层面，二者的身份存在一定的流动性——经济上当胡图族人富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拥有大量代表财富的牛群，其势力强大到可能威胁到图西族酋长的地位时，他的家族就慢慢被图西族贵族吸收到统治集团中，而其原有的胡图族身份则被统治集团和他们本身选择性地“忘记”，胡图族人这一融入统治阶层中成为图西族人的过程被称为“奎胡图拉（Kwihutura）”。与之相对的社会演变也存在于图西族人这一群体中，经济上失去财富尤其是失去代表财富的牛群的图西族人，进而也就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图西族人的身份，这一逆向的过程则被称为“古普皮拉(Gupupira)”。
    
历史上一些殖民学者和某些别有用心的卢旺达人往往强调不同种族出身的人在身体特征上的差异，例如强调属于班图尼格罗人种的胡图族人身材中等、皮肤黝黑、头发卷曲、鼻梁较低，而属于苏丹尼格罗人种的图西族人则体态优美、身材高大、头发浓密、鼻梁较高且肤色较浅。实事求是地说，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源属于不同人种的民族群体在身体特征上有一些差异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生物学现象，但把这些群体间总体上的差异绝对化地套用到微观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身上则有很大问题。具体到卢旺达这一国家中，实际情况远远更加复杂。在历史上，尤其是从16世纪开始，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共同生活、相互之间的通婚和杂居，以及部分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身份上的流动与转变，二者在身体上的差别早已并不明显。反映到实际生活中的个体身上，与那种强调不同民族身体特征差别的论断不相符合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73年通过政变上台推行民族和解政策的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就是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而且鼻梁高挺的胡图族人。特别有意思的是，卢旺达的一位政府部长回忆他曾经在学校的日子时也提到：“老师叫班上的我们以面对面的形式站成两排。他问我们是否看起来一样。我们当时都笑了，因为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穿同样的衣服……我们从未意识到我们的民族身份。”
    
在1994年大屠杀过程中，很多刽子手也无法通过观察他人身体特征而是需要依赖身份证上民族归属（Ubwoko）一栏才能区别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在大屠杀结束后，卢旺达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死亡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的具体数据难以明确，除了统计困难等方面的原因外，无法通过尸体的身体特征分辨一个人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成员，也是重要原因。关于卢旺达1994年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不同统计数据之间差异极大，跨度之大从联合国估计的80万到“大屠杀幸存者学生会”统计的近200万（1 952 078人）都有。
    
以上这几个例子并非来自殖民前时代，但它们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历史上卢旺达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之间由于身份相互转化、通婚等原因，体质上的诸多差异更多的是被一些学者或群体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实际上很难简单地通过肉眼观察识别出来，或者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总而言之，从整体上讲殖民时代以前胡图族与图西族作为卢旺达社会中两大主要的并且是有一定矛盾的群体是存在身份差别的，但是从微观的个体层面上讲，二者的身份边界是可以消解的，不同民族身份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变性，并且在现实中很难从体质特征上区分某一个体究竟是图西族人还是胡图族人，即其民族身份不完全明确。
 
殖民地时期：民族身份识别与登记制度的推行
 
进入欧洲殖民者开始大规模殖民非洲腹地的时代后，卢旺达很快沦为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在德国、比利时等殖民者统治时期，殖民政府采用少数帮助统治多数的“分而治之”方针，引入欧洲“先进”的民族观念，以及为了管理便利和统治需要而推行“科学”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身份登记政策，这些都不断强化了卢旺达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也，也为后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埋下了祸根。
    
在近代欧洲列强掀起的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卢旺达及布隆迪根据1884～1885年柏林会议出台的《柏林会议关于非洲的总议定书》被划定德国的势力范围。1890年，德国组建“德属东非”殖民地，卢旺达被纳入其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交战方的比利时于1916年进攻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卢旺达并占领这一地区。随着德国的失败，根据《凡尔赛和约》，卢旺达又于1922年起被国际联盟正式委托比利时“管辖”，从此成为比利时事实上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再次确定了比利时对卢旺达的“托管”。在德国和比利时殖民者统治卢旺达期间，它们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利用占人口少数的群体控制占人口多数的群体，即通过支持图西族集团来控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族的手段来达到顺利统治卢旺达的目的。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德、比殖民者在各级教育机会、公务员队伍构成、军队和警察来源等方面处处照顾图西族而排斥胡图族，从而使图西族成为殖民统治的帮手并在卢旺达社会各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而胡图族则处处被压制，心怀不满但又无力抵制。
    
在殖民统治卢旺达的过程中，欧洲殖民者也把他们在欧洲的那种近代民族的观念带到了卢旺达。实际上，殖民统治前的卢旺达居民中根本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那种基于欧洲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形成的民族观念与当时卢旺达的民族发育情况根本不相符合，由此执行的相关政策也带来了许多不良的后果。德国殖民者最初进入到卢旺达后，注意到在这一地区以国王为中心建立的统治体系中，社会的下层被称为“胡图”，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社会上层则被称为“图西”，主要从事牧业生产。在统治卢旺达的过程中，德国殖民者将西方理论引入该地区，生硬地套用近代民族主义的思路解释卢旺达“农民”与“牧民”即“胡图”与“图西”的差别。德国人经过“科学地”考察，“严谨地”认为作为农民的胡图族人是从南边移民过来的，在体质上皮肤更黑、身材较矮，而作为牧民的图西族人则是从北边的苏丹南部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移民过来的，反映在体质特征上就是肤色较浅、身材较高等。由于北边靠近历史上与欧洲有很多交流的传统文化中心尼罗河流域，文明程度更高，因此德国人认定图西族人在人种等级上也与欧洲人更接近，属于等级较高的人种，而与之相对的胡图族人则属于等级较低的人种。将近代民族的观念带到卢旺达并用这一观念去考察该地区的图西族和胡图族，由此得出结论图西族是更“高级”和“文明”的种族，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殖民者种族主义的思维。
    
出于利用少数统治多数的需要，同时根据欧洲“先进”、“科学”的人种学理论，比利时人也认为图西族人的进化等级比胡图族人高，因此和德国殖民者一样在政策上倾向于图西族人而限制胡图族人。由此，在他们的安排和控制下，仅仅占总人口15%不到的图西族人获得了卢旺达绝大部分的教育机会和政府职位，从而使图西族垄断了社会上层。由于比利时当局后来将卢旺达的酋长全部换为图西族人，得到比利时宗主国支持的图西族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经济上占有多数的耕地和牛群，政治上把持政府要职，而胡图族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种二元对立的民族格局和权力结构必然造成卢旺达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二者的民族边界也由过去的相对模糊演变为不断明确。
    
出于方便殖民统治和管理的需要，比利时殖民当局在卢旺达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期更加准确地掌握卢旺达的情况。比利时殖民当局于1933年在卢旺达开展人口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实行身份证制度，开始在正式身份文件中注明卢旺达人的“部落（民族）”身份，由此将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的身份制度化、固定化。由于过去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的界限相对模糊，因此在人口统计的过程中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的确定面临很多困难。针对标准缺乏的问题，尤其是无法单纯通过体质特征判断民族归属这一问题，根据马哈茂德·马穆达尼（Mahmood Mamdani）和戴维·纽波里（David Newbury）等人的研究，比利时人在确定卢旺达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主要依据的材料有三方面：一是基督教教会提供的关于个人民族身份的信息——由于卢旺达人绝大部分都信奉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深入到卢旺达各地，教会对信徒及其家人和邻里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它们为比利时人提供的口头资料便构成了殖民当局识别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二是被考察对象的体质特征——比利时人根据“颅相学”等欧洲“科学的”人种学理论，在卢旺达人中进行了“科学测量”，例如测量当地居民的身高、体重、鼻翼宽度、颈长等方面；三是财富标准——由于教会报告的口头情报资料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模糊性，而体质特征如鼻梁高低、鼻翼宽窄、身材高矮等标准也是相对的，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民族身份的确定主要是依据财富标准即被考察对象拥有的牛的数量来确定的。财富标准即著名的“10头牛标准”——凡拥有10头牛及其以上者被划分为图西族人，没有牛或者拥有牛的数量很少者被划分为胡图族人。此外还有的人依照职业的不同被划分为胡图族人或者特瓦族人。由此，“10头牛标准”的经济身份被建构为民族身份并同时转化为政治身份——富人一定是图西族人，穷人一定是胡图族人——并且这种身份从此被固定化、制度化、政治化，胡图族永远是胡图族，图西族永远是图西族，杜绝了二者身份转化的可能，“奎胡图拉”和“古普皮拉”自此成为历史。
    
由于殖民当局民族身份识别和登记制度的推行，卢旺达民族身份被法律化，不管这种身份本身最初的确定有多么不合理和荒唐可笑，其最终还是被确定下来了，相应民族的政治地位也随之被制度化，即图西族人是统治民族而胡图族人是被统治民族。由此，胡图族和图西族这两个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制造的共同体”开始了逐渐被接受并强化的过程。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国家中，整个社会结构普遍呈金字塔形，即大部分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只占有少量财富和权力。在卢旺达的情况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图西族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同样是图西族人。比利时殖民当局的身份识别和登记政策实施后，通过将人们经济身份转变为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并且明确化、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实质上堵死了胡图族人在政治上的上升渠道——即使一个胡图族人经济上变得富足了，其身份也永久被锁定为胡图族人而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成为统治民族图西族人中的一员。与此同时，这也强化了图西族人的内聚力和对胡图族人的排斥性。
    
由于历史上的优势地位以及与德、比殖民者的亲密关系，图西族人在1962年卢旺达正式独立以前一直处于支配地位，而胡图族人则处于受压抑和被支配地位。据统计，独立前图西族人占卢旺达全国执行委员会席位的94%，即33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中有31人是图西族，而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图西族人的比例也占到了83%。在酋长中，45个大酋长的位置中95.6%都由图西族人占据，而胡图族人无一人担任大酋长。此外，在卢旺达全国559个小酋长辖区中，图西族人占了549席，比例超过98%，而胡图族人仅有10人担任这一职位，所占比例还不到1.8%。
    
总的来说，殖民主义的民族理念、“分而治之”的统治方针和出于殖民管理需要的民族识别和身份登记政策，造成了图西族与胡图族二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德国和比利时统治期间，卢旺达的民族分野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过去图西族和胡图族在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不仅被延续，而且被不断强化，由此导致他们对身份归属的认知也越来越明晰。就殖民时代卢旺达的民族矛盾而言，我们通过社会结构分析就可以发现：不同民族之间权力分配不平等是该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民族身份的差异被放大和固化为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使卢旺达内在地孕育着暴力和冲突的因素，只不过由于殖民者比利时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压倒性的优势的存在，这种暴力和冲突才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内，而一旦殖民者撤离出现权力真空时，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爆发。